为什么说大唐盛世，照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？

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言下之意就是要恢复往日之荣耀，百家争鸣的春秋，开拓进取的汉，狂放自傲的魏晋，素简幽静的宋，闲适精雅的明……每个朝代，都有一张独具风情的侧脸，吸引着人们内心的某种偏爱。

要说清朝，康乾盛世，疆域辽阔，社会稳定，但满清权贵，强行剃头，大兴文字狱，对思想文化和科技禁锢，透着一股固步自封的自命不凡；

要说明朝，驱逐鞑虏恢复中华，让汉民族自信心大增，在各个方面都可圈可点，只是都不突出，如：经济不如宋朝、繁荣不如唐朝、军事不如汉朝、领土不如元清，安稳的表象之下，难掩压抑与悲情；

要说汉朝，“文景之治”是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之治，在这期间汉文帝与汉景帝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轻徭薄税，华夏民族有了一个新名字——汉族。但汉朝尚有北方匈奴大患，还需奋力凿空西域；

要说宋朝，文化繁荣，工商业发达，思想自由，可是底气不足、强撑门面的苦涩；要说秦朝、元朝，昙花一现，外强中干。算来算去，也就是唐朝，疆域广阔，不仅无需筑长城以御外敌，作为自由开放的世界中心，更是文化腾达，万国来朝，各民族之间大融合。

唐朝是建立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基础上的，唐朝的许多著名家族，如长孙氏、窦氏、独孤氏、宇文氏，甚至连皇族李氏，都有少数民族的血统。4世纪之初，北方被一批批异族的游牧民族所蹂躏。直到376年由拓跋突厥人建立了一个稳定而统一的北方政权北魏。是权力基地在山西西南、陕西和甘肃的关陇贵族，隋唐皆出自于这个半胡化的精英集团，讲汉语，又讲突厥语，基本上出身军人集团而非文人精英。

政治上注意以史为鉴，选贤任能，从谏如流

唐高祖李渊是西魏柱国大将军李虎之后。公元618年李渊以长安（今陕西西安）为首都建立唐朝，开始统一战争。当时的中原地区经过三百多年的分分合合，南下进入中原的鲜卑、匈奴等族群与汉人开始逐渐融合成新的中原定居族群；东北地区和青藏高原仍然处于松散的部落状态；青藏高原东北部由一只鲜卑部落建立起吐谷浑王国；在蒙古高原、西域以及中亚地区则是最为强大的突厥。以金山（阿尔泰山）为界，分裂成了东西两部。

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展露出自己的才华，但秦王不甘心只做一名将军，拥有雄心壮志的他将目光投向了皇位。公元626年，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，杀了自己的亲兄弟，逼迫父亲李渊将皇位禅让给自己，盛唐也随着贞观之治拉开了帷幕。游牧文化推崇富有个人魅力的领导者，李世民弑兄以获得权力的方式，更接近游牧民族而非传统中国的传承方式。

唐朝时期的政治制度是封建社会的顶峰，初唐至盛唐形成了一套包含三省六部官制、科举选拔制、律令法制、租庸调税制等核心制度的规整体系。纵观整个中国制度史，盛唐之制也堪称最为整齐、清晰，也最容易学习、传播的制度体系。李世民吸取隋亡教训，认为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”，经常告诫各官员要处理好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。太宗还重视人才选拔和发现人才，强调要德才兼备，不避亲仇，注重品德，能够虚怀博纳，从谏如流。

对外关系上采取 “华夷一体”等民族政策

得位不正的李世民，用各种方式来建立声望，比如抨击和贬抑隋朝旧臣，颁布五经定本和新的五礼来垄断经典话语的解释权等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打算通过开拓边疆、平定四夷，赢得“天下可汗”的称号，树立威望。

唐朝一统中原，周边民族政权，如突厥、吐蕃、吐谷浑等绝非善茬，不管是为了政局的稳定，还是百姓的安居乐业，唐朝都需要养精蓄锐，休养生息。所以如何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，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。

历朝历代，周边的多民族政权都是令人头疼的存在，边境时常被犯，为了抵御外族，不仅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和物力，还要浪费大量的精力。唐太宗太明白这个道理，“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，不能服戎、狄”的根本原因在于“贵中华，贱夷狄”，因此必须“怀柔远人，义在羁縻，无取臣属”。唐太宗李世民调整了朝廷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，在处理内地与边疆事务上，内外无别，一视同仁。

唐太宗的“爱之如一”思想、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“损彼之强为中国之利”、玄宗的“多事四夷”、德宗的“威信并立”、文宗的“天下一家”、宣宗至哀帝的“绥柔荒远”思想，基本脉络就是唐太宗“天下一家”思想的延伸。他们理想的民族关系是以武力征服为手段，在四夷地区建立稳固统治，对归顺的少数民族积极接纳安抚，达到“蛮夷狄戎，殊方异类，重译而至”，以“中外无隔，夷夏混齐”。

边疆管辖，唐政府处理民族关系的措施：

(1)和亲：吐蕃的赞普松赞干布两次向唐朝皇家求婚，唐太宗认识到吐蕃是西部疆域的重要力量，于是答应松赞干布的请求。文成公主、金城公主先后嫁与吐蕃赞普；

(2)册封：唐玄宗先后册封回纥首领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、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等；

(3)会盟：8世纪末，南诏与唐会盟，重新归附唐朝；9世纪中期，唐蕃会盟，双方立碑盟誓，从今往后同为一家，互不侵犯永结兄弟之好。

开明的民族政策，强盛的国力和先进的文化，吸引着各族人民与之交往。中原的技术与文化传播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，促进了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和进步，物质交流也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。边疆各族发展迅速，各民族之间休戚与共，对国家边境稳定、祖国经济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。太上皇李渊感叹万分地说:"胡、越一家，自古未之也。"

这种开明的民族政策、开放的人才策略，使周边地区的各类人才不断进入到唐帝国的统治机构中，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打造了一个疆域辽阔、民族众多的盛世帝国。对于周边民族政权的贡物，李唐采取了优厚的回赐政策，“计价酬答，务从优厚”。唐朝将贸易中的双方关系设定为进贡和赏赐关系，以显示自己的优越性，笼络和感化对方，经济效益并不是统治者考虑的问题。

军事上实行“寓兵于农”的府兵制

唐代时，中国军队无论装备、素质、士气还是将帅能力都达到了冷兵器时代的一个高峰。唐高祖从太原起兵，占领关中后，将这里划分为十二个道（地区）。每个道都是军民结合的军府，皆设立首长，上马治军，下马治民。平时组织大家种地生产，战时召集壮丁们上战场。唐高祖就是依靠这样一支武装力量，最终夺取天下，建立的唐朝。

统一全国后，唐朝就不能像在关中时那样全民皆兵了。当唐太宗继位后，全国趋于稳定的时候，政府工作的核心，便是实现国家的政治、经济制度协调一致，确保国家社会经济稳定，拥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。政府在全国范围内，综合地理位置、军事形势等多方面因素，设置军府。唐太宗贞观十年（626年），府兵制规范下来。府兵平时负责城防和维护地方治安，农闲训练，农忙耕种，召之即来，来之能战，战罢归田。战友均为朝夕相处，甚至是兄弟，故而战斗力极强。耕战结合的模式，保证了唐朝军队军事素质很高，但军事成本投入很低。

唐朝先后灭亡了三十多个国家。东突厥多次骚扰唐朝，李世民忍无可忍，公元630年派遣军队大破东突厥，至此东突厥灭亡；吐谷浑由于长时间控制着河西走廊地区，经常劫掠唐朝的商队，李世民于公元634年出兵攻打，最终吐谷浑归降唐朝。为了确保丝绸之路的贸易不受到影响，唐朝又先后灭亡了高昌、薛延陀、龟兹以及西突厥。

强盛起来的高句丽对隋朝的臣属要求总是阳奉阴违。隋文帝时期，高句丽曾多次袭扰隋朝边境。公元598年，杨坚派兵讨伐失败而归。隋炀帝杨广即位后，便三次对高句丽发动征讨。前两次征讨高句丽，均以失败告终，最后一次高句丽表面上臣服了，但隋朝却因征讨高句丽劳民伤财，导致国内农民起义不断。结果高句丽仍在，隋朝却灭亡了。

隋唐时期，朝鲜半岛上有三个国家，北为高句丽、南为白济和新罗。高句丽最为强盛，与百济同盟（和今天的朝鲜、韩国的版图并不完全重合）。当时，百济联合高句丽一起攻取了亲唐政权新罗四十余城，新罗接连遣史向天可汗李世民求救。贞观末年，四夷威服，唐太宗认为有必要考虑消灭帝国东北这个隐患，于是进行了三次征讨高句丽的战争。虽没灭掉高句丽，但太宗多年来对高句丽的征讨，严重消耗了其军事和经济实力，为后续的灭国打下坚实基础。唐高宗继位后，并未忘记先帝的遗志，多次征讨高句丽并将其灭掉。

第四次东征：655年，高句丽再次入侵新罗，攻占33城，新罗王春秋向唐求援，唐高宗命营州都督程名振、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兵击高句丽，随后薛仁贵等多次出击袭扰高句丽。直至660年，唐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，率水陆兵10万攻讨百济。大军迅速平定了百济国，将其地域收归版图，接着携胜利之余威，便形成对高句丽的夹击之势。

第五次东征：唐军一举攻灭高句丽，东征战事算是划上了一个句号。由于要对付西突厥的威胁，唐高宗于是将大军撤出朝鲜，将半岛之地全部让与新罗。

到8世纪早期，唐朝通过成功的对外战争设立起一连串散布于边境的都护府：安西（西突厥、西域和吐蕃）、北庭（突厥诸部）、单于（统治东突厥）、安北（回鹘和铁勒游牧民族）、安东（朝鲜、契丹、奚和）和安南（越南的外族人）等都护府，不仅基本囊括了现代中国的主要版图（不包括西藏的吐蕃国），还包括了今天许多邻国的一部分甚至全部。

经济上实行“与民休息”，推行轻徭薄赋，注重农业生产

“国以民为本、民以食为天”。为了减轻农民负担，李世民重视农业生产，积极推行一系列重农业的政策，轻徭薄赋。唐朝前期，仅见于记载的重要水利工程就高达一百六十多项。唐朝耕地面积达到八百五十万顷，粮食产量也有提高。丝绸之路，让唐朝的丝绸、瓷器和茶叶远销世界各个国家，加强了东西方世界的贸易往来。唐朝把“民族的”变成了“世界的”。唐朝的诗赋、围棋、音乐、书法、绘画风格、服饰文化、茶文化，都能成功引领风尚。

唐朝的元日大会源于古代的朝贡制度。每逢此时，皇太子、文武百官、地方朝集使分别向皇帝拜贺新岁，穿着不同服饰的各国使节和首领，列队登上含元殿，依次觐拜，献上来自各国的宝物，以表对大唐的尊敬和臣服。统一的唐帝国建立起一个跨地域的交通和贸易网络，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向外辐射，以便于贸易和帝国内部人员往来。在长安聚集的人，不仅有骑在骆驼背上，穿越沙漠戈壁与河西走廊，来自西域的胡人，首都的道路网络也从北方边疆扩展到南方，穿过四川的道路把云南和贵州与帝国其他部分连接起来，一直延伸到东南沿海，乃至东亚、中亚、南亚、东南亚的主要城镇。

长安吸纳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物。他们中间有山东豪门大户出身的贵族子弟，也有前来参加科举考试的东南才俊之士，既有西北投诚或被俘的胡族将领，又有沿着丝绸之路从中亚内陆来的粟特商人，甚至还有从更为遥远的波斯、大秦赶来的基督教士和摩尼教徒。通过商业贩运和王朝的赋税贡献，长安聚集了天下众多的财富和珍宝。唐朝疆域面积达到最大值，约为1237万平方公里（一说1076万平方公里）。长安作为鼎盛时期唐朝的都城，不仅是当时全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，也是那个时代东亚文明的中心。唐朝的国际影响力之大，以至于让海外中国人有了唐人的说法，各地华人聚居区都称为唐人街。

唐代除去制度以外，文化上最大的招牌产品就是太学教育。唐代的最高学府是国子监，经过官方梳理的儒学经典作为标准教材使用。外国赴唐的留学生，也是进入国子监学习，形成一套相当成熟的留学机制：留学生赴唐之前，须提出官方申请，获准后才可入境，通常留学生是随本国“遣唐使”进入唐境。学成归国的各国留学生，犹如一粒粒种子，将唐朝的先进制度文化带到国外。唐王朝在用人方面也是真正的不拘一格、“不辨华夷”：外国来华学习的留学生，可以参加唐的科举并同唐人一样入朝为官，甚至唐帝国一些文武要职竟是由“外国人”出任。

唐朝比之别的朝代，是一个气质独特、开放包容的多民族的移民国家，也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。不管来自何方，无论是波斯人、粟特人、回鹘人、突厥人、高丽人、大食人，都以族群聚落方式最后融化在中国之中。打起仗来，唐朝的军队从来不仅仅由汉人组成，而是各个民族都在其中，各族战士都有强烈的国家自豪感。

大唐的自信，得益于国家雄厚的经济实力。元日大会源于古代的朝贡制度。每逢此时，皇太子、文武百官、地方朝集使分别向皇帝拜贺新岁，穿着不同服饰的各国使节和首领，列队登上含元殿，依次觐拜，献上来自各国的宝物，以表对大唐的尊敬和臣服。在阎立本所绘的《职贡图》里，我们还能看到唐太宗时期，南洋的婆利、罗刹、林邑国等前来中国朝贡和进奉珍奇物品的景象。《旧唐书》记载，从唐初到玄宗开元年间，唐曾与近400个国家和地区相互交往。经过攻伐兼并后，至开元年间，尚存70余国。

有一个唐朝作为理想蓝本，我们永远能够展望，真正的大国自信，真正的盛世气象，应该是什么样子。开放、多元、包容的姿态，吸收着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，在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里，接纳着不同种族、不同信仰的人，释放每一个人的才情活力，让所有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得到充分的发挥。

梦回唐朝，心灵深处蕴藏着民族观念、家庭利益，但在国家意志与凝聚认同上，入乡随俗汇聚成中华民族的整体成员，变成唐朝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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